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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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天,是汉族信仰习俗。流行于川东渠县一带。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夜,各村农户皆在村外南野外设置香案,摆上供品,焚香明烛,向上天跪拜叩首,祈求五谷丰收,人丁兴旺。祭毕,观察天象及其及变化,以此预测来年庄稼丰歉。
中文名
郊天
解    释
汉族信仰习俗
流行于
川东渠县一带
每    年
农历七月三十日夜

郊天古典记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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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天是在郊外祭拜天帝的简称。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,古代天子往往自称受命于天,所以,对天帝的祭礼是’相当隆重的。相传郊天始于有虞氏时代,夏商两代均有祭把。西周时对郊天的记述较为具体。《逸周书·作洛》称:周代在国都外五十里的南部营建郊天祭坛。古代认为天园地方,所以郊天的祭坛为圆形,因此,古文献中又称郊天为泰坛、圆丘、图丘等。《周礼.春官大宗伯》称,郊天由大宗伯执掌,祭把的方式是“以桎把把吴天上帝”,以烟祭把称为程。《初学记》卷13称:“祭天日燎柴。”可见,邦天的祭把除其它物品外,主要是点燃柴堆,直达上天。关于郊天的时间,《左传·襄公七年》称:“启蛰而郊,郊而后耕。”这里的“郊”,指的就是郊天,郊天在启蛰(古代节气名,当时尚未具备二十四节气)后举行。汉代以后的郊天祭礼,又大都在冬至时举行。 据《宋史·礼志二》记述:汉代郊天一般在冬至日丑时开始举行。丑时为深夜,深夜在祭坛上炳柴,帝王率领群臣拜把上帝。汉代以前,三代另有“迎气”的活动,即认为五天帝掌管春、夏、季夏、秋、冬五个季节。每季节到来之时,在郊外举行迎接五天帝的祭把,这就是“迎气”。战国后迎气并入郊天祭把,五天帝也作为郊天时的配享。秦时配享四帝汉高祖增设五天帝,汉后部天配享神位扩大,东汉时所奉天神达1514个之多。同时,随着中央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,为了“尊把世统、以昭功德”,汉文帝后,历代开始以帝王祖先神与天帝一起配享。郊天的祭把也是古代帝王家天下的象征,除了天子,其他任何人不得举行郊天活动,否则即被指责为“僧越”。历代帝王即位后,也以祭把天帝说明白已是正统王位的继承者。因此,郊天的礼仪在古代经久不衰,影响很大,历代制订礼仪,均把郊天作为吉礼的第一位,其祭把用品为太牢,等级为大毒巳。

郊天郊丘之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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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天 郊天
郊,指郊天礼。丘,指圜丘祀天礼。所谓郊、丘之辨,主要包括以下问题: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不是一回事,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,郊天礼是否一定在国郊举行,对于郊天的“郊”字的含义究竟应当怎样理解,以及举行郊天礼是否筑坛,等等。古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郊天与圜丘祀天二者的关系上,也就是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。这个问题的争论,始于郑玄和王肃两家,而一直延续到清末。
关于郑、王两派的争论,《礼记·郊特牲》首节孔疏有一个极简要的概括:“先儒说郊,其义有二。案《圣证论》以天体无二,郊即圜丘,圜丘即郊。郑氏以为天有六天,郊、丘各异。”这里所引《圣证论》的观点,即王肃的观点,(注:《隋书·经籍志一》:“《圣证论》十二卷,王肃撰。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朗传附子王肃传》:“肃集《圣证论》以讥短玄。”书今佚。)而所谓郑氏,即指郑玄。因为这里的概括过于简略,故需稍加说明。

郊天学术观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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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天郑玄的观点

郊天 郊天
郑玄以为郊天礼与圜丘祀天礼不是一回事,其根据就在于他的“六天说”和“感生说”。在郑玄的头脑中,有这样一个天神系统。他认为天上有一个至上帝,居紫微宫,名字叫做“天皇大帝耀魄宝”。至上帝之下又有五天帝,居太微宫,即东方苍帝灵威仰,南方赤帝赤怒,中央黄帝含枢纽,西方白帝白招拒,北方黑帝汁光纪。这五帝又称为“感生帝”(郑玄认为“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”(注:见《礼记·大传》“礼,不王不,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”下郑注。)。至上帝加上五天帝,就是所谓“六天”。郑玄认为,圜丘祀天与郊天的区别在于:前者是祭至上帝“天皇大帝”(即《周礼》中的“昊天上帝”(注:见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“以(yīn)祀祀昊天上帝”下郑注。),这在周代祀天礼中“最为首礼”(注:见《礼记·祭法》首节孔疏。);后者是祭祀五天帝(即《周礼》中的“五帝”),(注:《周礼》中的“五帝”,分见于《天官》之《大宰》《掌次》,《地官》之《大司徒》《充人》,《春官》之《小宗伯》《司服》,《秋官》之《大司寇》《小司寇》《士司》。)也就是所谓“感生帝”。郑玄认为周的始祖是感东方苍帝之精而生,因此“周所郊之帝,谓苍帝灵威仰也”。

郊天王肃的观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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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肃否认郑玄的“六天说”和“感生说”,以为“天唯一而已,何得有六”?关于五帝,王肃认为是指木、火、金、水、土五行之神,他引孔子的话说:“天有五行,木、火、金、水及土,分时化育以成万物,其神谓之五帝。”因此他说:“郑玄五帝为灵威仰之属,非也。”在王肃看来,五帝不过是“天帝之佐”,是辅助天帝“化育万物”的,“犹三公辅王,三公可得称王辅,不得称王。五帝可得称天佐,不得称上天”。王肃以为“天体无二”,因此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实际是一回事:“郊则圜丘,圜丘则郊,犹王城之内与京师,异名而同处。”(注:以上所引王肃说皆见《礼记·祭法》首节孔疏。)因此郊天与圜丘祀天二者的关系,不过是“于郊筑泰坛象丘之形以祀天”(注:见《礼记·郊特牲》“郊之用辛也,周之始郊日以至”下孔疏。)罢了。
郑、王二氏之说对后世影响极大,后世儒者关于郊天礼的争议,实皆由郑、王所启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郑、王二氏之说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番考察。

郊天学术考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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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玄的“六天说”实出自纬书,其怪妄自不待言。而且这是汉人的宗教神学思想,决非周人的信仰,郑玄用以说周礼,自属荒谬,毋庸深辨。后世治郑学的人,颇有为其“六天说”辩护者,不过是坚持门户之见。然即使不信“六天说”的学者,亦多采其圜丘祀天之说,如清人秦蕙田虽力驳郑玄的“六天说”,却仍以为“冬日至以禋(yīn)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”,乃虞夏商周四代“天子祀天正祭”。”因此必须首先弄清楚的是,西周时期究竟有没有所谓圜丘祀天之礼?
圜丘”一词,始见于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,云:凡乐,圜钟为宫,黄钟为角,大蔟为徵,姑洗为羽,雷鼓、雷鼗,孤竹之管,云和之琴瑟,《云门》之舞,冬日至,于地上之圜丘奏之,若乐六变,则天神皆降,可得而礼矣。凡乐,函钟为宫,大蔟为角,姑洗为徵,南宫为羽,灵鼓、灵鼗,孙竹之管,空桑之琴瑟,《咸池》之舞,夏日至,于泽中之方丘奏之,若乐八变,则地示皆出,可得而礼矣。
《周礼》中“圜丘”一词,亦仅此一见,而传世之其他先秦文献亦皆未见。且就圜丘之祭礼而言,此处明云“若乐六变,则天神皆降”,是所祭不主于某神可知。而郑注则曰:“天神则主北辰。”此所谓北辰,即纬书所说的“天皇大帝”。(如《太平御览》卷684《服章部一·总叙冠》引《春秋合诚图》云:“天皇大帝,北辰星也。”)这样,《大司乐》此文,便被解释成圜丘祀天,亦即祀“天皇大帝”或“昊天上帝”之礼,故郑玄注《春官·大宗伯》“以禋祀祀昊天上帝”,更明确地说:“昊天上帝,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。”
然上引《大司乐》之文,不仅未明云于圜丘祀昊天上帝,且《史记·封禅书》所引古《周官》此文,文字亦与之相异,云:“《周官》曰:‘冬日至,祀天于南郊,迎长日之至。’”此处唯云“祀天于南郊”,不云“圜丘”。又《大司乐》载祭地之礼曰:“夏日至,于泽中之方丘。”而《封禅书》引古《周官》此文则曰:“夏日至,祭地祇(qí)。”亦无“方丘”之文。相反,秦与西汉时期,倒是有圜丘祭地神的例子,且以为圜丘在“泽中”,而非“地上”。如《封禅书》云:“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,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,……八神:……二曰地主,……地贵阳,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。”是秦始皇时以泽中圜丘为祭“地主”之所。《封禅书》又云:“其明年冬,天子(指汉武帝)郊雍,议曰:‘今上帝朕亲郊,而后土无祀,则礼不答也。’有司与太史公、祠官宽舒议:‘天地牲角茧栗。今陛下亲祠后土,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,坛一黄犊太牢具,已祠尽瘗,而从祠衣上黄。’于是天子遂东,始立后土祠汾阴丘,如宽舒等议。上亲望拜,如上帝礼。”(《孝武本纪》及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所记同)是汉武帝时亦以泽中圜丘为祭地神后土之所。到西汉末年王莽时,议祀天地之礼,引《周礼·大司乐》之文,始同于今传本,而不同于《封禅书》所引古《周官》。《汉书·郊祀志下》云:
莽又颇改其祭礼,曰:“《周官》天地之祀,乐有别有合……祭天南郊则以地配,一体之谊也……其别乐曰:冬日至,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,则天神皆降;夏日至,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,则地祇皆出。”
因此我很怀疑今本《周礼·大司乐》之文中所谓“圜丘”、“方丘”字样乃西汉后期王莽时所增。其实凡先秦文献所见祀天正祭之礼,皆曰郊天、郊祀,或径称郊,其例俯拾即是,而从不见“圜丘祀天”之说,足见此说非周代祀典之实录。

郊天郊字考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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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天 郊天
关于郊天礼的“郊”字究竟应作何理解,也是个不可不辨的问题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:“于郊,故谓之郊。”是以郊为处所名,谓郊天礼行之于国都之郊,故名“郊”。自郑玄、王肃以及后儒莫不作如是说。如《周礼·掌次》“朝日祀五帝”,郑注云:“朝日,春分拜于东门之外,祀五帝于四郊。”案如前所说,郑玄以为郊、丘有别,郊是祭五帝,故其注《掌次》作如是说。王肃亦云:“(定公)曰:‘其言郊何也?’孔子曰:‘兆丘于南,所以就阳位也。于郊,故谓之郊焉。’”(《郊问》)这种解释几成古今之通义。然今考之,此说并不符合西周郊天礼的实际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引古《武成》篇云:“武王燎于周庙,翌日辛亥,祀于天位。”《逸周书·世俘》也有类似的记载,孔晁注云:“庚戌明日郊天。”曰:“隹(wǔ)王既克大邑商,则廷告于天。”盖《武成》、《世俘》与《舸尊》所记为同一郊天事,而郊天的处所,即所谓“天位”或“廷”,是否在郊?今已无可考。我们再看《封禅书》中这条材料:
自(秦文公)未作畤(zhì)也,而雍旁故有吴阳武,雍东有好,皆废无祠。据《秦本纪》,(fū)畤之作,在秦文公十年(前756),时当东周初年。而未作鄜畤之前,雍旁即“故有吴阳武畤,雍东有畤好”,且已“皆废无祠”,则武、好二畤必为西周时期所建。(注:王学礼在其《陇西秦汉寻踪——古上畤、下畤的发现》(《社科纵横》,1994年第3期)一文中认为武、好二畤是“轩辕氏黄帝建的”,盖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引“或曰”所谓武、好二畤“盖黄帝时尝用事”一语所作的推断,实不可信。)又雍地近岐,而秦被封侯并被赐以岐以西之地,是在秦襄公时,即在周平王初年,则武、好二畤必非秦人所建(注:秦最早所建的是西畤,是在秦襄公封侯之后,这是《史记·封禅书》有明文记载的。),而原为西周时期周王郊天之所。又《说文·邑部》“郊”下曰:“距国百里为郊。”又据《司马法》说:“百里为远郊,近郊五十里。”据此说,则郊坛当在国之近郊。而雍地之武、好二畤距宗周镐京,皆远在百里以外,(注:宗周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。吴阳武畤,据王学礼《陇西秦汉寻踪——古上畤、下畤的发现》一文考证,在今甘肃华亭县,距宗周将近1000公里。又汉有好畤县,因古有好畤而得名,属右扶风(见《汉书·地理志上》),在今陕西乾县(参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2册,图15-16,中华地图学出版社1957年版),距宗周将近250公里。)则武、好二畤不在周都之郊明矣。其实一直到秦和西汉时期,行郊礼也不一定在国郊。如秦都咸阳而郊雍之四畤,汉都长安而郊雍之五峙,又郊甘泉太一(皆见《封禅书》),都不在国郊。行郊礼而必于国郊,是到西汉末年才定的制度。由上可见,“郊”字只可作祭名看,而不可望文生义以为说。

郊天西周筑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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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行郊天礼是否筑坛?这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汉以后有筑坛之例,如文献所见最早有汉文帝于渭阳筑五帝坛,后来武帝于长安东南郊筑太一坛(皆见《封禅书》)。周秦时期是否有坛,因史无明文,已不可确考。即如雍地周之武、好二畤,秦之四畤,其形制如何,今皆不可得知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“(秦襄公)祠上帝西畤”下“索隐”曰:“祠白帝……谓为坛以祭天也。”是乃唐人之说,不可据信。至于礼书所记及经师之说,则自来不一。如《礼记·祭法》云:“燔柴于泰坛,祭天也。”是以为有坛。《郊特牲》则曰:“祭天,扫地而祭焉,于其质而已矣。”《礼记·礼器》亦曰:“至敬不坛,扫地而祭。”是又以为无坛。又《周礼·大司乐》之“圜丘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,郑注无说。贾疏曰:“按《尔雅》‘土之高者曰丘’,取自然之丘圜者,象天圜。”是以圜丘为自然之高丘,而非人功所为。又《郊特牲》“周之始郊日以至”下孔《疏》云:“《尔雅》曰‘非人为之丘’,泰坛则人功所作,是圜丘与泰坛别也。”然此疏又引王肃云:“郊则圜丘,圜丘则郊,所在言之则谓之郊,所祭言之则谓之圜丘。于郊筑泰坛象圜丘之形。以丘言之,本诸天地之性,故《祭法》云‘燔柴于泰坛’,则圜丘也。”是王肃亦主有坛,且以为圜丘就是泰坛,乃人功所为。后世学者多主有坛说,所争议者,在于圜丘是否人为之坛,或圜丘是否即泰坛。(注:参见秦蕙田《五礼通考》卷2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;黄以周《礼书通故》卷12《郊礼通故一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1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)在这个问题的争议中,郑玄的圜丘与泰坛分异说实本于其“六天说”,(注:郑玄说泰坛,仅一见。《礼记·祭法》“燔柴于泰坛,祭天也”,郑注释之曰:“封土为祭处也。”是以为泰坛乃人工所筑之坛。据孔疏,《祭法》此文是“论祭感生帝于南郊”,是即郑玄所谓郊祭“五帝”之礼,而非祭至上帝“昊天上帝”,祭“昊天上帝”则当于圜丘。)自不可信。而王肃的郊丘合一、郊必筑坛以象圜丘之说,亦属臆凿。且如前所考,西周本无所谓“圜丘祀天”之礼,则有关圜丘与泰坛关系之论,自属无谓之争。
其实关于西周行郊天礼的处所问题,所能知道的只是,周人郊天,必在地势较高处而已。正如《封禅书》述雍畤引“或曰”所云:“自古以雍州积高,神明之(yù),故立z畤郊上帝,诸神祠皆聚云。盖黄帝时尝用事,虽晚周亦郊焉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同这种因高而郊的礼仪,大概与传说天帝喜游于高山、高原之处有关。如《山海经》中谈到“帝”的地方很多,仅见于《西山经》之《西次三山》、《中山经》之《中次七山》和《中次十一山》的,就有十六处之多。这些“帝”常来常往的地方,都是在高山、高原之处。如《西次三山》所记为昆仑丘附近,大约当今青海高原,因为地势崇高,所以叫做“帝之下都”。帝既喜游于高地处,因此人们即于高地处祭之,如此而已。
西周的郊天礼,就是祭天的最高祀典,此外再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。“郊”字只可作祭名看。西周郊天不一定在国郊,更不一定在南郊,也不一定筑坛,只是择地势较高处祭之而已。

郊天参考资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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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、秦蕙田五礼通考:卷5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
[2]、王肃,孔子家语:卷7[M].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
[3]、唐兰,尊铭文解释[J].文物.1976,(1):60-63
[4]、杨伯峻,春秋左传注:第1册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
[5]、竺可桢,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[N].人民日报,1951-02-25
[6]、朱右曾,逸周书集训校释[M].上海:上海书店,1988
[7]、孙星衍,尚书今古文注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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